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網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綱要）。作為指導中國今后5年及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開啟了我國新征程的宏偉藍圖。全文集中在兩個章節提及醫療衛生健康領域內容，關于各類與百姓民生有關的規劃亦著墨頗多。

加強公立醫院建設、支持社會辦醫、健全全民醫保制度、強化基層公衛體系……“十四五”規劃綱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深入實施健康中國行動，完善國民健康促進政策，織牢國家公共衛生防護網，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健康服務。

任務已下達，擼起袖子加油干。健康界帶您一起看“十四五”規劃綱要里與大健康息息相關的那些“要點”。

新機制：醫保籌資方式要調整

醫保制度改革是破解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關鍵。“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路徑比較清晰，依然是“健全全民醫保制度”。

根據國家醫保局數據，2020年全國基本醫保參保人數13.6億人，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隨著覆蓋的人群和疾病越來越多，新階段醫保改革面臨的問題是：未來醫保資金如何籌集？南開大學衛生經濟與醫療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銘來告訴健康界，尋找“十四五”時期基本醫保待遇調整機制，就是下一步工作重點。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到，健全基本醫療保險穩定可持續籌資和待遇調整機制，完善醫保繳費參保政策，實行醫療保障待遇清單制度。“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我們總希望醫保承擔更多責任，那么未來籌資機制肯定要做出動態調整。”朱銘來說。

除此之外，未來醫保工作將更強調公平性，以做到同人同待遇。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到，完善基本醫療保險門診共濟保障機制，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在朱銘來看來，門診共濟并不是簡單地做加法，“之前建立這一制度是因為門診費用管理較為復雜。”朱銘來預測，建立門診共濟保障制度后，門診管理監管一定會加強，實現提質增效。

關于醫療保障，“十四五規劃綱要”還特別提到穩步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和積極發展商業醫療保險。朱銘來認為這與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不無關系，人們需要更多保障。長期護理險和商業險下一步發展重點，朱銘來認為是探索出成熟的長期護理保險體系，并研究出商業保險產品與醫保的對接辦法。

新格局：公立醫院正擴容

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中國公立醫院為主的醫療隊伍迎難而上，交出一份可以載入史冊的時代答卷。在這之后，公立醫院的主體地位和重要性被全社會再次強調。

“十四五”規劃綱要在“深化醫藥體制改革”一節中，首先以“堅持基本醫療衛生事業公益屬性，以提高醫療質量和效率為導向”，為改革定下基調，隨后提出“加強公立醫院建設，加快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深入推進治理結構、人事薪酬、編制管理和績效考核改革”。由此可見，“高質量發展”成為“十四五”期間公立醫院發展的關鍵詞。

而深入推進治理結構、人事薪酬、編制管理和績效考核改革四個詞語背后，代表的是公立醫院“十四五”期間的四個重點任務。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醫院管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丹分析道，治理結構強調的是，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如何落地，這需要一個具體化的過程；人事薪酬強調的是對醫務人員如何激勵，未來薪酬制度還應從水平及結構等方面調整，兼顧效率和公平；編制管理背后代表的是一整套制度，本質是“量化的管理”，未來編制管理的方向一定會更有彈性，給予醫院更大操作空間；績效考核的是醫院的綜合表現，是把醫院發展往“高質量低成本”的方向引導，保證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十四五”期間的重點是把考核標準細化優化，與醫院內現有績效體系對接融合。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辦醫案例編委會執行主編曹健認為，推動優質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局，將成為“十四五”期間公立醫院重點任務之一。

優質醫療資源大部分集中在公立醫院，為更好地服務患者，擴容的同時提質增效是擺在公立醫院面前的重要命題。目前，大醫院異地建院或托管小醫院、醫學中心和區域醫療中心等項目的建設在各地正如火如荼。由此帶來的可見趨勢是，曹健判斷，公立醫院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值得注意的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開篇第一句中提到“公立醫療機構為主體、非公立醫療機構為補充”，這是國家層面文件中，首次如此描述公立與非公立醫療機構的關系。“兩者之間就是一主一輔，共同發展。”曹健告訴健康界。

相較于2019年《關于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意見中》提出的“嚴控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情況有所不同。“十四五”期間，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不會再被嚴格限制，曹健認為這與疫情期間社會辦醫的表現有很大關系，“經過疫情的洗禮，我們看到社會辦醫的力量有些薄弱，無法滿足大眾需求，相反公立醫院的作用愈發被凸顯了出來。”

站在新醫改以來社會辦醫發展線上看，曹健認為社會辦醫數量和規模的增速很快，但服務能力沒有跟上，其在內涵建設上還有很大潛力。“在內涵建設未做好之前，社會辦醫也就不被允許盲目擴大規模，否則就是資源浪費。”因此，“高質量發展”也將成為社會辦醫發展的關鍵詞。

在社會辦醫領域，一個更引人注意的變化是，“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特別提到，鼓勵有經驗的執業醫師開辦診所。“這就意味著，國家在引導小型診所發展，且是以醫生為開辦主體的小型診所。”曹健分析說，資本力量開辦的診所多數以連鎖機構為主，需要更多考慮到經濟利益。相較之下，醫生開辦診所，能較為容易考慮到醫療本質。

新方向：疾控體系將改革

為織牢織密國家公共衛生防護這張大網，“十四五”規劃綱要在第四十四章的第一節首先明確，要構建強大公共衛生體系，隨后給出一系列系統、基礎、體系等層面的調整規劃。

對綱要中提到的強化基層公共衛生體系，首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楊佳向健康界給出看法，“基層是公衛體系建設的第一道防線，要強化這道防線，未來首先要解決人才匱乏問題。”

對于這一點，“十四五”規劃綱要也的確納入了考量，明確表示將加強公共衛生學院和人才隊伍建設。如何建設這支人才隊伍？首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與教育學院崔小波教授向健康界提到，我國亟需建立一支“肯打肯干”的專業公共衛生隊伍。這支隊伍需要有肯做無名英雄的干勁和勇氣。

“任何一級疾控隊伍，如果不做現場、不深入基層做調研、缺乏臨床采樣和現場流行病學經驗、缺乏網絡實驗室支持、不會數據整合分析，就不可能在關鍵時提出科學合理的重大衛生應急處置建議，這支隊伍也只是擺設而已。”在崔小波眼中，“前店后廠”應該是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發展的方向所在。

此外，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王岳教授告訴健康界，“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要創新醫防協同機制。這意味著，我們從被動建設轉變為主動建構，構建一個包括公共衛生行政部門、公立醫院、社會群眾等多方主體參與的協同化服務體系。他同時表示，醫院“自己賺錢養自己、自己賺錢自己花”的時代落幕，從2020年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也可看出國家正引導醫療服務回歸公益性。只有真正踐行人民健康至上，才能讓資源與人才從“看病”回歸到“防病”，從而保障公共衛生不被弱化和邊緣化。

新行動：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

立足于我國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現狀，結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加強公共精神衛生體系建設刻不容緩。“十四五”規劃綱要在第五十五章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的第一節就明確，要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在接下來社會關愛服務行動的部署中，“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提到，將在精神衛生服務能力不足的地區建設100個左右的精神衛生福利設施。為困難精神障礙患者提供集中養護、康復服務。

“很多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礙的患者往往會有很強的病恥感，難以和人言說那份說不出的痛。”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宋崇升認為，未來大眾對心理和精神問題的認知還需提升，尤其要將社會心態培育重視起來。

這也賦予了精神衛生、心理學、社會學等社會心理服務工作者新的使命。但目前我國仍缺乏一套科學體系和機制來讓有心理服務需求的人得到更方便的服務。社會心理服務人才隊伍建設未來還需重點突破。宋崇升告訴健康界，心理咨詢師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職業，并非簡單地陪患者聊聊天、談談心就能解決問題。在一些發達國家，心理咨詢師門檻相對較高，要么必須是專業精神科醫生或者護士，要么必須有專業的培訓經驗、具備相應專業碩士學位等。

“心理服務人員需要不斷提升專業水平，而且需要穩定的專職隊伍。”宋崇升說道。

他還建議，患者在社區就診時也會有病情波動、難以照拂的情況，希望能把已經成型、系統化的醫學模式借鑒執行，建立相應的向上轉診機制。

新挑戰：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到2.54億，占總人口比例18.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76億，占總人口的12.6%。預計“十四五”期間，中國老年人口將超過3億人，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階段。

對此，“十四五”規劃綱要也及時做出回應，明確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在第四十五章“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中，規劃綱要明確下一步將大力發展普惠型養老服務，支持家庭承擔養老功能，構建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網絡，推動專業機構服務向社區延伸，整合利用存量資源發展社區嵌入式養老。重點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網絡，推進公共設施適老化改造，多措并舉擴大養老機構床位供給，護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55%。

這一點，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有所體現，促進醫養康養相結合，穩步推進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其中的“醫養康養”，是從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出發，將養老和醫療資源的有機整合。美國國家醫學院國際院士、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康復醫學中心主任勵建安告訴健康界，“醫養康養”的概念相對于“醫養”“康養”更大。如果要實現醫養康養的融合，醫療機構的相關考核指標就要改變，勢必要以老年群體的健康為導向。

除此之外，“十四五”規劃綱要還將綜合考慮人均預期壽命提高、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勞動力結構變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促進人力資源充分利用。

新趨勢：中醫將發揮更大作用

《規劃綱要》明確，堅持中西醫并重和優勢互補，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健全中醫藥服務體系，發揮中醫藥在疾病預防、治療、康復中的獨特優勢。加強中西醫結合，促進少數民族醫藥發展。建設中醫藥科技支撐平臺，改革完善中藥審評審批機制，促進中藥新藥研發保護和產業發展。強化中藥質量監管，促進中藥質量提升。強化中醫藥特色人才培養，加強中醫藥文化傳承與創新發展，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

北京中醫藥大學法律系教授鄧勇表示，從抗擊新冠疫情中不難看出，中醫藥在抗擊疫情中深度參與患者救治工作，彰顯了特色優勢，成為此次疫情防控的一大亮點，因此應該完善相關醫療衛生制度，為以后做好每一次疫情防控提供借鑒和幫助。“中醫藥正在迎來發展的好時代，大家愿意用中藥，敢用中藥，在這方面中醫藥從業者要有信心，但不能盲目自信，要用科學的態度去面對，各方也都要發揮好各自的力量，尤其是政府要做好監管。”鄧勇說。

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與大健康相關的內容頗多，除上述內容之外，還有以下諸多亮點。

強化醫藥健康領域戰略科技力量

聚焦量子信息、光子與微納電子、網絡通信、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現代能源系統等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形成結構合理、運行高效的實驗室體系。

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從國家急迫需要和長遠需求出發，集中優勢資源攻關新發突發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醫藥和醫療設備、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礎材料、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關鍵核心技術。

用數字化賦能醫療健康

加快布局量子計算、量子通信、神經芯片、DNA存儲等前沿技術，加強信息科學與生命科學、材料等基礎學科的交叉創新，支持數字技術開源社區等創新聯合體發展，完善開源知識產權和法律體系，鼓勵企業開放軟件源代碼、硬件設計和應用服務。

構建基于5G的應用場景和產業生態，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醫療等重點領域開展試點示范。

聚焦教育、醫療、養老、撫幼、就業、文體、助殘等重點領域，推動數字化服務普惠應用，持續提升群眾獲得感。推進學校、醫院、養老院等公共服務機構資源數字化，加大開放共享和應用力度。推進線上線下公共服務共同發展、深度融合，積極發展在線課堂、互聯網醫院、智慧圖書館等，支持高水平公共服務機構對接基層、邊遠和欠發達地區，擴大優質公共服務資源輻射覆蓋范圍。

探索建立無人駕駛、在線醫療、金融科技、智能配送等監管框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倫理審查規則。

健全醫廢處置體系

構建集污水、垃圾、固廢、危廢、醫廢處理處置設施和監測監管能力于一體的環境基礎設施體系，形成由城市向建制鎮和鄉村延伸覆蓋的環境基礎設施網絡。

加快建設地級及以上城市醫療廢棄物集中處理設施，健全縣域醫療廢棄物收集轉運處置體系。

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積極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開展醫療衛生和傳染病防控合作，建設健康絲綢之路。

積極參與重大傳染病防控國際合作，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深化對外援助體制機制改革，優化對外援助布局，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加強醫療衛生、科技教育、綠色發展、減貧、人力資源開發、緊急人道主義等領域對外合作和援助。

保障婦女未成年人和殘疾人基本權益

保障婦女享有衛生健康服務，完善宮頸癌、乳腺癌綜合防治體系和救助政策。

完善兒童健康服務體系，預防和控制兒童疾病，減少兒童死亡和嚴重出生缺陷發生，有效控制兒童肥胖和近視，實施學齡前兒童營養改善計劃。

建成康復大學，促進康復服務市場化發展，提高康復輔助器具適配率，提升康復服務質量。開展重度殘疾人托養照護服務。加強殘疾人服務設施和綜合服務能力建設，完善無障礙環境建設和維護政策體系，支持困難殘疾人家庭無障礙設施改造。

嚴格食品藥品安全監管

加強和改進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制度，完善食品藥品安全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

嚴防嚴控藥品安全風險，構建藥品和疫苗全生命周期管理機制，完善藥品電子追溯體系，實現重點類別藥品全過程來源可溯、去向可追。穩步推進醫療器械唯一標識制度。加強食品藥品安全風險監測、抽檢和監管執法，強化快速通報和快速反應。

加強生物安全風險防控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完善國家生物安全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和防控應急預案制度，健全重大生物安全事件信息統一發布機制。加強動植物疫情和外來入侵物種口岸防控。統籌布局生物安全基礎設施，構建國家生物數據中心體系，加強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體系建設和運行管理。強化生物安全資源監管，制定完善人類遺傳資源和生物資源目錄，建立健全生物技術研究開發風險評估機制。推進生物安全法實施。加強生物安全領域國際合作，積極參與生物安全國際規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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